在社会舆论和上百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推动下，二次房改有了实质性进展。二次房改的倡导者李明昨日告诉记者，人大代表宗庆后和迟夙生分别领衔30余位人大代表提出的深化二次房改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的议案，已经列入本次人大会议正式议案。
两位代表议案的核心内容都是，确立住房是准公共产品，由政府主导提供房屋住房服务，供应对象是占城镇人口60%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根本目的是解决夹心阶层的住房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三种住房制度，三类供地方式，三支队伍参与”(三三制)。
三种住房制度指的是，针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住房制度、针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和针对高收入家庭的商品住房体制。而相应的三类供地方式也分别为：政府划拨方式供地、“四定两竞”招标用地和商品房的“招拍挂”方式供地。三支队伍则是政府和民间非营利公益性建房机构及建筑开发商共同参与。
诚然，二次房改列入人大议案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很多人都和议案提交人一样感到非常兴奋，在他们看来，二次房改已然势在必行，中国房地产市场理性可期。对此，笔者也持相同观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势必要经历一场阵痛性变革，加之，今年以来政府出台的诸多政策也足可以看出政府的决心。可从实践来看，欲令二次房改得以顺利实施，须具备至少四个前提。
一、中央政府应确立大房地产意识，地方政府应摈弃土地财政思维。
一直以来，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完全市场化的期望值过高，给予房地产市场极大地扶持。房改以来，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完全市场化寄予了厚望，希望房子也能像其他商品一样通过市场化来满足民众的需求。于是乎，政府对房地产业极尽所能进行大力扶持：商品房预售、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期间给予房产商贷款、个人购房贷款、土地使用金延期支付、给予房地产项目极低的资本金比例等。所有这些扶持政策令房产商得以顺利地以小博大，得以快速的发展并聚拢超额财富，与此同时，中国房价也被数度推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府对房地产完全市场化的期望值过高时导致中国房价处畸高状态的最重要原因。
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思维指引下，与房产商结成利益共同体，成为维护畸高房价的主力军。一直以来，地方政府在房产利益链条中占重要一环已成业内外共识。这一点，从地方政府的种种表现可见一斑：对中央政府的诸多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到位、对中央的保障性住房政策执行不到位、在去年房价刚步入下行通道时迫不及待地救市等。地方政府及相关官员看重GDP、政府及个人，对房产商给予大力扶持，对房产商的违规、违纪甚至违法行为眼开眼闭甚至大开方便之门，近年来，各地都有地产领域腐败官员东窗事发即为明证。可以说，地方政府与房产商结成利益共同体，成为维护畸高房价的主力军，是导致中国房价畸高且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
一直以来，无论是房产商、媒体还是政府官员，只要是提到房地产，他们大多会想当然地认为，商品房市场即等同为房地产市场。而从实践来看，商品房市场不能满足民众普遍住房需求，在目前的市场态势下，欲令二次房改得以顺利实施，中央政府应确立大房地产意识，而地方政府也应摈弃土地财政思维。
二、政府在房地产市场的角色应由管理者转变为管理者、参与者兼具。
一直以来，政府都是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在房产市场的。无论是政策的制定，信息的发布，还是市场的监管，都体现出管理者的角色。从政府的功能与职能来看，管理者的角色本没有错，可从房产市场这一特殊的领域来看，仅以管理者的身份是不足以将房产市场引向理性发展的通道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目前市场表现来看，仅靠开发商作为单一主体进行房产市场的产品投放是远远不够地。由于历史的原因，开发商所开发的产品只能适合目前少部分人的需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高收入人群。而大部分人即低收入人群难以通过购买现在开发商的产品实现其居住的需求。因而，这部分人群的住房问题就得依靠政府来解决。
政府只有转变自己的角色，直接参与到房产开发的行列中来，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的同时促进房产市场的竞争，从而将房产市场引向健康有序的发展通道。当然，适当的时候，即房产市场进入理性发展时期，市场上供应的产品能够足以满足全社会各阶层人群的需求时，也将是政府退出市场之时。
因此，在现阶段，政府的角色应是管理者、参与者兼具。一方面，对房产市场进行有效管理，另一方面，投身房产开发行列，进行中小户型、低价房、保障房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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